作者 張奮/文 張勤/攝 編輯 王秀華

　　位于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南雁蕩山的平陽會文書院，是浙江省的著名書院，也是迄今為止溫州古代書院整體保存得最為完整的一座書院。

　　會文書院初建于北宋，為平陽先賢陳經邦及其兄弟陳經正讀書的地方。陳氏兄弟曾受業于程頤、程顥，學成回鄉講學，開浙江理學之先河。會文書院的創建改變了平陽一地的學風，南雁也成為浙南重要的學術中心之一。乾隆《平陽縣志》載：朱熹與門人陳埴、徐寓、徐容、葉賀孫、錢木之及林湜等人，“至經正書院，見陳氏肄業甚盛，因題曰‘會文書院’，講學旬余，有題詠‘窮溪山之勝，極講論之樂’，一時稱勝事云”。

　　

　　

　　歷史上，會文書院曾一度圮廢。現存的建筑為光緒十年(1884)，邑人陳少文、周啟良等倡捐重建，邑令湯肇熙捐俸勸置田產，以助膏火。會文書院作為平陽傳統文化的縮影，1986年被列入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被列入第五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會文書院名稱考

　　關于“會文書院”，一直以來，都說其又名“會邱書院”。據目前我所看到的文獻，最早出自康熙《浙江通志》卷十八：“會丘書院，在南雁蕩，陳經正、經邦讀書處，朱文公題額。”其后的乾隆《平陽縣志》卷之三“建置上·學校”載：“會文書院，一名會邱書院，在雁蕩山，宋陳經正等讀書處，朱文公題額。”這個“一名會邱書院”的說法，應該是沿用《浙江通志》的內容。之所以“丘”成了“邱”，是因為雍正三年(1725)，為避圣諱，上諭除“四書五經”外，凡遇“丘”字，并加“阝”旁為“邱”。光緒《浙江通志》卷二十七中，在轉載康熙版《浙江通志》時，便將“會丘書院”作“會邱書院”。

　　然而，查考康熙之前的地方文獻，并不見有“會邱書院”的記載。民國周喟《南雁蕩山志》卷三“寺宇”載：“案，陳《志》：朱熹來游，山門葉群為主人。熹醉筆標題陳經邦書院曰‘會文’，陳端彥書院曰‘棣萼世輝樓’，葉群書院曰‘毓秀’，朱夢良書院曰‘聚英’。”“陳《志》”即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57),邑人陳文源、陳玭編成的《南雁蕩山志》，文中不見有“會丘”的記載。

　　周喟《南雁蕩山志》卷三“寺宇”中的“會文書院”條目載：“鄭《志》：書院曰會文，曰毓秀，曰聚英，曰聚奎，皆南湖薛氏，蓋竹、四溪二林氏共建，今悉廢址。”文中的“鄭《志》”即明末鄭思恭的《南雁蕩山志》，文中亦不見有“會丘”。

　　那么，到底有沒有“會丘書院”這個名稱呢？

　　首先，我們說一下，南宋時期，書院有沒有可能以“丘”為名。

　　孔子的名諱，在古代稱為“圣人諱”或“圣諱”。在宋朝，孔子被謚為“至圣文宣王”。宋徽宗時，曾接連下詔避“圣諱”。

　　十八世紀中國最為淵博和專精的學術大師、“一代儒宗”錢大昕(1728-1804)在《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避諱改郡縣名”條的宋代部分載：“(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避孔子諱，改瑕邱縣曰瑕縣、龔邱縣曰龔縣。”錢大昕著述于清乾嘉年間，避圣諱，故書“丘”為“邱”。

　　為避孔子名諱，宋徽宗先是下詔改了縣名，接著又下詔改封孔子弟子曾參等人的爵號。宋元之際，著名的歷史學家馬端臨(1254-1323)在《文獻統考·學校五》中記載：“政和元年(1111)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詔：‘孔子高弟子所奉侯爵與宣圣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今乞以瑕丘侯曾參改封為武城侯，宛丘侯顓孫師為潁川侯，龔丘侯南宮縚為汶陽侯，楚丘侯司馬耕為洛陽侯，頓丘侯琴張為陽平侯，瑕丘伯左丘明為中都伯，宮丘伯谷梁赤為洛陵伯，楚丘伯戴圣為考城伯。”

　　從宋徽宗開始，作為儒家代表的孔子被列入“帝王”之列，享受回避名諱的尊榮，由此也開啟了后世避孔子諱的先例。之后，從宋代一直到清代，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平民百姓，從書面到口頭，無不對“丘”字敬而避之。寫起來或缺一筆，或寫作“某”，或用朱筆圈之，不一而足。

　　在北宋徽宗時，就已經為避圣人諱，把一個縣的名稱與原有的孔門高徒封號都給改了，到了南宋時，讀孔圣人書的讀書人書院，怎么可能不避圣諱，而直以“丘”命名呢？更何況，陳經邦、陳經正還是程頤的及門高第，深受儒家學說淫浸，并非不知禮數的山野村夫。再說了，即便陳氏不懂規矩，那作為一代儒宗的朱熹，又怎么可能會直書孔圣人名諱的呢？

　　況且“會文”二字，是有出處的，即《論語·顏淵》中的“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而“會丘”二字，筆者遍翻諸家經典，卻是怎么都找不到出處。

　　因此，筆者大膽推測，“會丘書院”在歷史上并不存在，魯魚亥豕，誤“文”為“丘”，純屬康熙《浙江通志》誤記。而后世不辨所以，以訛傳訛，以致謬誤至今。

　　會文書院地址考

　　位于南雁蕩山東洞華表峰下的會文書院，一向被認為是陳經邦、陳經正兄弟的讀書處，但筆者經過考證，認為該觀點有誤，陳氏兄弟的讀書處應該在其家鄉樂溪。

　　古稱樂溪的今水頭鎮鶴溪，為宋代理學家陳經邦、陳經正故里。在宋代，鰲江潮水可以一直漲到樂溪外垟，今當地還有埠頭遺址，可見當年水路交通還是很方便的。

　　在今水頭鎮鶴溪社區中元村的元底自然村，還有俗稱“陳氏老厝基”的陳氏故居遺址，當年的石砌圍墻，有一大段還保存完好。

　　據宋許景衡《橫塘集》載：陳“家多資”，從陳家能讓陳經邦、陳經正二兄弟及其從弟經德、經郛不遠千里赴汴京(今河南開封)入太學讀書，可知其家境之殷實。

　　北宋崇寧三年(1104)春，陳經邦在樂溪家居時，寫了一篇《會文閣記》：“邦自髫齡讀書，晚而不倦。雖識見不及于前時，而嗜好有甚于初心，孜孜矻矻，廢食忘寢，殆若狂然。家人僮仆皆以癡目之，不自知其為癖也。又如是而益甚，而家人益之以厭。于是謀于家居之前創為書閣，且欲遠于家務，庶免家人之所譏議。閣告成，嘗試以‘會文’名之。而又鑿沼于其前，開圃于其側，環山屏列乎左右，帶水縈繞乎東西。”

　　陳經邦、經正兄弟的讀書處是“會文閣”，這是沒有疑問的。到了南宋慶元五年(1199)，還不到百年，陳氏后裔在陳氏祖居前的會文閣中繼續讀書，這是很正常的。因此據乾隆《平陽縣志》載，朱熹與門人陳埴、徐寓、徐容、葉賀孫、錢木之及林湜等人尋訪的“經正書院”，應該就是“會文閣”舊址。而朱熹“見陳氏肄業甚盛”，“因題曰‘會文書院’”，也就順理成章了。講學旬余，有題詠“窮溪山之勝，極講論之樂”，一時稱勝事云。

　　而據更早的明嘉靖年間編纂的《南雁蕩山志》載：“朱熹來游……醉筆標題陳經邦書院曰‘會文’。”也可知，所謂的“陳經邦書院”應該就是當年的“會文閣”。

　　陳經邦在《會文閣記》文中明明白白地寫道，會文書閣位“家居之前”，即今天的元底自然村。在當地，還有陳氏故居的舊址，元底的地形，與陳經邦《會文閣記》文中所描繪的地形一致。位于峽谷之中，南北兩側都是山巒，峽谷中有兩條小溪蜿蜒如帶，在陳經邦故居前不遠處匯合后，再自西向東流出峽谷。陳經邦是在“家居之前創為書閣”的，并在其前開鑿池塘引溪水入內，正是“環山屏列乎左右，帶水縈繞乎東西”的情形。

　　而如今南雁蕩山中的會文書院，處于華表峰下東洞之中，場地逼仄，地勢陡峭，古時沒有開鑿鋪設石階之前崎嶇難行，怎么可能會有人居住呢？又何談建于“家居之前”？況且建筑物下是巖石，在古代條件簡陋的情形下，不太可能費盡心力開鑿池塘，更不可能有“帶水縈繞乎東西”的景觀。縱覽明代方鵬、蔡芳、陳玭、鄭思恭和清代潘耒等人的南雁蕩山游記，于東西洞景區風景狀摹甚詳，但獨獨沒有提及東洞曾有過會文書院，康熙年間的施元孚在專門描寫東洞的《仙甑巖記》中，也只字不提書院。

　　而在明清之前的元代，著名學者史伯璇(1299-1354)還專程前往瞻仰會文書院舊址，并寫了《過陳氏會文書院》詩：“上映欞星下碧溪，群英冠學古今稀。經書世系番山舍，科第家傳入荊闈。恩渥九重濡雁蕩，文光萬丈燭牛墟。門楣底事荒涼易，枯壁寒蟬噪落暉。”如果該書院果真在南雁東洞，那么明清兩代前往南雁游覽的后學不可能不去拜謁遺址，更不可能一字不提，可見陳氏的會文書院并非在南雁，更非在東洞之中。

　　關于沿襲至今的“南雁會文書院是陳氏兄弟讀書處”的說法，在劉紹寬的民國《平陽縣志》中，對于陳經邦的書閣“會文閣”也有考證：“……則會文閣宜在樂溪矣，舊志云在浦源，今其地相傳猶存遺址，蓋后人因南雁山會文書院而附會為之。”而周喟在其《南雁蕩山志》中也考證道：“……則會文閣在樂溪無疑。舊志云在浦源，本于譜牒附會，不足信云。”

　　綜上所述，陳經邦的讀書處“會文閣”是樂溪，清末重建于南雁華表峰下的會文書院和棣萼世輝樓都并非陳氏兄弟的讀書處，至于為什么后來在乾隆《平陽縣志》中，陳氏兄弟的讀書處被“附會”到南雁，估計是因為平陽后學曾在南雁華表峰下建有會文書院。康熙五十七年(1718)，永嘉諸生林必錦在《游南雁蕩記》中就有“入石門樓，昔日會文遺址猶在”的文字，乾隆年間，平陽教諭盧鎬來游南雁，亦有“穿東洞，尋會文書院遺址……”的詩作。而嘉慶五年(1800)江蘇常州人秦鳴雷來游南雁時，更是產生“云是會文書院遺址，南宋時有陳氏子孫讀書其中，朱子嘗往訪之”的誤會，這是因為陳經邦、陳經正都寫過《雁蕩山》詩，都曾在南雁活動過，后人混為一談，產生誤解，也是人之常情。

　　此處所謂的會文書院，盡管光緒年間陳少文等人予以了重建，但素來考據嚴謹的劉紹寬在民國《平陽縣志·古跡志》并未列入。列入的是“舊傳宋陳經邦、經正、經一、經德、經郛，孫元普、元勝，曾孫永起讀書處”的棣萼世輝樓，而且也通過考證予以了否定：“據《青華集·下澇陳氏十詠詩序》云‘雁山輝萼院始于良翰諸昆，繼于端彥諸子’，是初不以輝萼為經正兄弟讀書處也……舊志(乾隆《平陽縣志》)載陶亮器詩：‘羅列奇峰插太虛，研覃經義寄山居。聯芳棣萼真堪羨，伊洛淵源咫尺余。’亦修雁志者所偽撰，此條本從刪削，惟因舊說相沿已久，刪去轉以滋疑，故為載，而辨之如此。”

　　在古代，人們所說的南雁蕩山范圍要比現在的大的多，從錢倉的鳳山開始，山脈綿延至順溪，都是南雁蕩山的景區。如今的荊溪山一帶，還有“南雁門”之說。而有華蓋峰、醉翁巖、龍湫等形勝的蓋竹，以及樂溪一帶山水，都在舊時南雁蕩山的范圍之內。一直到民國周喟的《南雁蕩山志》，蓋竹與樂溪還被作為“別巘”列入，意思是南雁蕩山的“別枝”。

　　朱熹當年由福建浮海，乘船經鰲江前來平陽蓋竹，其后再至樂溪，講學旬余，也完全可以說是“游南雁山”。這時的朱熹，畢竟已經是七十歲高齡的老人了，且患足疾，不能徒步遠行。雖然乾隆《平陽縣志》記載“有題詠‘窮溪山之勝，極講論之樂’，一時稱勝事云”，但朱熹并沒有深入當時還算蠻荒的南雁蕩山東西洞景區，所謂“溪山之勝”，也只是蓋竹與樂溪一帶的山水風光而已。